「請您輕閉雙眼，讓我送您走完最後一程。」---《禮儀師の奏鳴曲》

《禮儀師の奏鳴曲》藉著「送別先人的禮儀師」這份一般人不為接受的工作，去重塑我們被死亡這種絕對暴力所摧毀的，作為「人」的尊嚴。可惜，這淡淡的奏鳴曲似乎在香港，至少在這裡的基督教會，奏不響。

我們都喜愛儀式，同樣我們都討厭儀式。我們生活在現代的有機社會(Organic Society) 之中，神聖與世俗絕對二分。我們都慣於或「被迫」過著一種推崇「個人」的生活模式。然而我們都渴望神聖，或者至少表現得「神聖」。正如社會學大師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言，人為了追求一種神聖的狀態，於是藉著定期舉辦節慶活動與特殊節日，去聚集各自生活的人，透過反覆的儀式舉動，期望喚醒大家的集體情感，共同達到神聖狀態。

但是我們又知道「儀式」是很昂貴的，而她昂貴之處大家都明白﹕要預備地方去容納一班群眾、使用人力資源去進行儀式，例如司事、司琴和歡迎隊、講員要用數天時間去預備講章等等。如果遇上聖餐儀式就更費周章，除了準備聖餐酒和餅之外，司琴要額外花時間練習聖餐的進行曲，更要徵召襄禮團隊去運作聖餐儀式。終於我們招集了一大班人，包括一大堆中產專業人士，花時間去教堂而導致社會損失了大半天的生產力。

然而上述一切都是沒有資本效益的。

於是，消極的處理方式可以是將儀式矮化以減低消費﹔司琴的造詣不夠不要緊，有一些類似鋼琴的聲音就可以了、講道的內容空泛，但是既然是剛出道的講員，大家應該對他/她包容一點，最緊要這是不收費的義務工作、司事人員無故失約沒有出席事奉，也不能太怪責事務繁忙的他/她，況且教牧同工也忙得不可開交，實在很難抽出資源，去了解或訓斥司事失約這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不如讓其「不了了之」反而是較為合乎經濟效益的處理方法。或者可以積極一點，既然要平衡儀式的高消費，我們就為她製造額外的「價值」﹔教會執事的崗位不是隨便委派出去的，必須是對教會有貢獻才會得到考慮。但是甚麼才算是貢獻呢﹖奉獻巨額支持教會購置新物業的商人弟兄與默默地去關懷貧困人士的小姊妹，誰的貢獻大呢﹖為了確保講台的神聖和尊嚴，教牧以外的講員都是經相當嚴謹的挑選。通常是專業人士，例如醫生、律師、博士甚至警司才可以當選。但是為甚麼專業的「巴士司機」、專業的「建築工人」和專業的「家庭主婦」卻不在考慮之列呢﹖為甚麼現在教會的儀式和事奉，會經歷類似馬克思所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Alienation)：即是將勞動化約為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而我們基督教群體就將原本莊嚴神聖的事物化約成可被追逐的榮耀﹖

電影中主角因為從事要接觸遺體的工作，朋友甚至太太都將他視為不潔。有遺屬更以「禮儀師」這份工作去咀咒別人終生都要從事這種「低微」、「下賤」的幹活。同時，不論是已經腐爛發臭的老婆婆遺體，抑或是男兒身，女兒心的死者，「禮儀師」都盡力為他/她們修飾，讓逝世者有尊嚴地與在世者告別。身為服侍者願意自甘低微，致力重建別人應有的尊嚴，叫人想起為門徒洗腳的耶穌基督。為別人洗腳，應該是僕人為主人，門徒為老師幹的粗活。但是耶穌基督身教了門徒惟有自甘低微，才懂得看重別人作為「人」的價值。而且不論最親近的門徒，甚至是出賣自己的叛徒，在耶穌基督眼中都看為平等，同樣應該享有作為「人」的尊嚴。

遺憾的是，自甘「低微」和建立「尊嚴」同樣是十分昂貴的。既然我們付出了相當代價才能在社會議題上爭取到一定的議價能力，理所當然的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指出別人的錯誤，因為他們都沒有遵從我們所相信的「基督的真理」，即使過程中可能無可避免地干犯了別人的「尊嚴」。正如在「家暴條例」修訂爭議中，我們認為社會人士都應該跟從基督教高尚的道德尺規，即使明明有人每天都可能要生活在同性伴侶的暴力威脅之下，都沒有商榷的餘地。或許我們當中有人隱約窺視到事件中「語言暴力」的影子，但是我們都選擇沉默。因為我們情願安全地站在別人為我們建築的高台之上，俯瞰「低微」和「尊嚴」在世俗之間漂泊遊蕩。

電影播放之際，身邊坐著一位「港男」，喋喋不休地和女伴討論劇情。不過後來也安靜下來，因為他被電影感動得飲泣。我不禁想，何時基督教會所進行的儀式，又或者她願意「自卑」去承擔他人的「尊嚴」，會令我這個嘮叨的人簌簌落淚，我茫然。